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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绍奇谈医论药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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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绍奇谈医论药(三)

  --由成都人怕麻黄想到的

  解放前,有一位老前辈在成都行医,一次在方中开了三钱麻黄,却被药店拒配,说:麻黄用量太大了,吃了要出问题。一而再,再而三。这位前辈只好不再开麻黄了。他从家乡带了一大包麻黄粉到成都,到需用时,包成小包赠给病人,说是“药引子”。1972年,我去成都为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治病,方中用了10g麻黄,不意几十年过去了,仍遭药店拒配。虽郑重注明:“如有问题,由本医生负责”,再一次签了字,仍然不行。可见成都人真是怕麻黄。

  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老师来京讲学谈到:江苏人怕石膏。高热,大渴,汗出,脉大,白虎汤本为的对之剂,因方中石膏用量大,病家疑惧,药店拒配。孟老师便自行准备了石膏粉,拌上青黛,诈称“秘方”以贻病人。当然,孟老师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了。

  上海人怕附子。当年祝味菊、刘民叔等四川籍医生,就在上海以善用附子名声大噪,祝先生还有个“祝附子”的外号。祝治热病,虽高热唇焦色蔽,仍力主用附子,盖病未去而心阳已经不支矣。名医徐小圃擅长养阴,几个儿子却都死于热病。某年,一子又病发热不退,不得已,请祝会诊,祝开方就是附子,服后居然热退神清,好了。

  章次公先生因此而称祝氏用药“心狠手辣”,徐氏自是为之心折。至今沪上徐氏儿科之用附子,皆昔时祝公所赐也。刘民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出血,脉微欲绝,昏迷不醒,先是阻止西医输血,继则开方用附子30g、干姜15g配干地黄、阿胶、白芨、伏龙肝、花蕊石、甘草、云南白药,3日后血即止。然习俗流风,殊难扭转,二公长技,竟为空谷足音,且多诽谤之言。知之者,其时惟章次公、姜春华二先生而已。

  麻黄、石膏、附子,虽皆猛悍之药,然用之对证,便真的效若桴鼓。古往今来,例证多多。其实又何限于这三味药,所有药物,当用,不当用,皆当由医生决定,当然也由医生负责。患者疑之,是为流言所惑;药房拒配,则毫无道理可言。然其始作俑者,又必是医生,且必是名重一时者,以一己偏狭之见,遂致覆水难收矣。

  以叶天士、王孟英用柴胡、葛根为例,叶天士虽然不像徐灵胎说的“终身与柴胡为敌”,但他治疟不用柴胡,治温热病忌用柴葛,却是真的。“柴胡劫肝阴,葛根耗胃汁”,虽是张凤逵语,但一经叶氏引用,影响就大了。于是后世医家对柴、葛便存畏忌之心。如《温热经纬》引沈再平语云:“疟本非死证,唯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。”又引汪氏语云:“正疟必用此汤(小柴胡汤),若似疟非疟,妄用柴胡,必提成长热不退,或两耳大痛,甚至神昏,更或引动肝风,痉厥立至,生平见之屡矣”。

  《重庆堂随笔》引赵菊斋说:“先慈……肝阴不足……患外感,医投柴胡数分,下咽后即两胁胀痛,巅顶之热,如一轮烈日当空”。肝阴不足,当忌柴胡,疟不可拘于少阳一经、小柴胡一方,固然有一定道理,但平心而论,有他们说的那么邪乎么?王孟英对葛根的偏见也太甚:孙位申患感冒,症见耳聋,医者泥于少阳小柴胡之剂,聋益甚。孟英视之曰:伏暑也,与伤寒治法何涉?改投清肺之剂,聋减病安。将进善后法矣,忽然耳聋,询悉误服葛粉一碗,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,复投肃靖肺胃药,寻愈。

  葛粉,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,浙江人常用它来代藕粉。即使不当吃,也不至于如“误服小柴胡一剂”而致耳聋复发的地步吧?潘澄濂老师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学,惟于王氏对葛根的偏见有过批评,说是“白璧之微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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